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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迷彩（化名，15 歲）再警覺一些、再不信人性一些，也許就不至於被抓了。他是勇武派裡的獨行俠，怕被出賣，以為自己行動最安全。九月裡的某日，示威者在人群中遭警方夾擊，他和兩名黑衣人一起跑進巷裡，一頭衝出速龍小隊，「我真的很怕，就跨欄，一直跑一直跑。」迷彩和兩名黑衣人一同跑上斜坡，其中一個人忽然拔出警棍，當他明白遇上了抗爭者口中的「鬼」，已經太遲，另一人竟也抽出警棍：「伙計！把這個也抓了。」那天警方在同一處至少逮補20至30人，被抓的當下，迷彩見四周有記者，大喊自己名字，希望有人聽見。「被制伏的時候，他們用亂棍打我，罵我蟑螂，我跟記者說我名字，他們就罵：『再說話就拉你出去打。』我一張口，警察就用警棍塞住我的嘴巴，不讓我說話。」迷彩的語氣起伏不大，像在轉述別人的故事，平淡裡有一絲慶幸：「但我很幸運，背包裡有一個頭盔，警棍都落在頭盔上，不然我可能被打死，我看過被打到背後骨的人，到現在還不能走路。」迷彩形單影隻，只信一人、也只聯絡一人：代號「楠姑娘」的香港市民。這一天，楠姑娘（45歲）發現迷彩遲遲未報平安，社群網站也不見他上線，便前往警署和醫院間找人。最後發現迷彩人在警署，她趕緊聯繫律師和迷彩的母親。未成年人保釋須家長或監護人出面，迷彩的母親氣急敗壞，不願協助兒子保釋。楠姑娘和律師費了一番唇舌，迷彩的媽媽才願前往警署。迷彩被保釋後，母親罵他蟑螂，說他一定收了別人錢，才會上街勇武。她思來想去，最後正色：「以前有人在香港出事，不都送回大陸避風頭？要不要直接把你送回去大陸避難？」「完全沒想到她會講這句話⋯⋯我在反送中，結果媽媽打算把我直接送中⋯⋯她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發生什麼事。」迷彩哭笑不得，他知道母親並非説氣話，而是真心覺得大陸比香港安全。「我看到的是不公義，我就要站出來，我就堅持五大訴求，但爸媽不懂，」他說父母來自基層，不大了解政治，「我外公是共產黨員，我媽說他們知道共產黨是什麼東西，所以選擇來香港。但現在⋯⋯我根本不知道我媽在想什麼、她也不知道我在想什麼吧。」但有人知道他在想什麼就夠了。迷彩是這麼想的：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楠姑。9月的一個夜裡，楠姑娘友人來訊，見到男孩夜宿路邊。幾個小時前，迷彩被家人趕了出來，連想溜回家拿東西吃也被禁止，爸媽特地在門外加裝大鎖。氣溫驟降的夜裡，迷彩一身短袖短褲，棲身公共停車場的樓頂。楠姑娘聞訊，帶著一套乾淨衣物，在車輛間尋得了迷彩，請他吃了一碗咖喱麵，隔天一早帶他去茶餐廳吃早餐。迷彩還記得，那天吃了一份麵、包子、煎蛋，「我很久沒有吃到正常的食物了。」迷彩的話不多，提起被趕出來的過程，回應更沉默，只說了「很難過」幾個字。想跟媽媽說什麼嗎？我們得到一陣更傷心的沉默。他又說被楠姑娘找到的那天，自己作惡夢，「夢到要跑了，夢到我在的地方有很多小巷，巷裡全是警察。」青少年不善表達感情，談起這段過程，迷彩低下頭，稚拙地摸摸自己的頸子。楠姑娘笑著推推他。苦大仇深的空氣，瞬間鬆弛了。時間回到2014年，楠姑娘在雨傘運動中擔任物資工作，「傘運共89天，我有87天都在現場。」當抗爭者間的意見分歧、傘運陷入進退兩難時，她是人群中主張完全撤退的人，這讓她日後想起總是愧悔不已，「我是很愧疚的，這種感覺愈來愈深，覺得自己沒有真的去堅持當初爭取的東西。」「我想說，香港人其實是很自私的。我們會說大道理，我們會說很多價值，但是只限自己接受的範圍內。這種自私，也是雨傘走向終結的原因。」愧疚感無處安放，直到《逃犯條例》引發港人自危，她心中警鈴乍響，思考如何支援這場運動。半年前，金鐘已有示威者留守。一日警方發射催淚彈後，楠姑娘左右各抓了一個孩子，卻發現他們疑似腿軟跑不動，她架著他們跑。到了安全處，一個中學男生一臉想哭、卻又不敢哭的樣子，她給了男孩一瓶水，男孩說已經幾天沒回家，又累又餓，身上也沒有任何防毒面具或裝備。她留下了身上所有食物，當催淚彈又飛來，男孩不知哪來的力氣，反而架起楠姑娘狂奔，回頭，又去協助其他示威者。「我看著他跑出去，我覺得為什麼那麼小的學生要出來？他們什麼都沒有，為什麼要用他們的身體去阻擋這個政府？」她想起傘運的經驗，能做的頂多是採購大量物資和裝備，但完全不識裝備型號，更不知如何串連有需求的人。朋友幫她裝了通訊軟體Telegram，她聽聞愈來愈多抗爭者的處境，除了安全堪慮，不乏遭家人切斷關係與經濟封鎖者，於是開始思考：抗爭者如何安全去現場？如何安全回家？受傷以後怎麼辦？楠姑娘已婚，沒有孩子，不願透露正職（但因花太多時間照顧抗爭者，她說可能會被炒魷魚），她和幾個朋友相互支援，照顧了超過200名抗爭者。他們提供隱密、可信任的住所，作為少年們可以棲身的「安全屋」，也提供經濟、物資，甚至急難救助和心理諮商。港警性侵、性暴力事件頻傳，她也協助庇護受害者，但基於保護個案，不願透露細節。這場動亂亦造成示威者彼此防備，盛傳許多「鬼」可能喬裝成後勤支援人士。我們好奇，她是如何在動亂的世道中，和抗爭者建立互信（尤其大多受助者都帶有身心創傷）？「這可能跟我的經歷有關係，我很容易掌握到青年的訊息和想法、得到他們的信任。」她幼年時遭逢嚴重家暴，如今一側耳朵失聰，就是父親以摺凳毆打所致。「如果我生在一個溫馨的小康之家，可能我現在也是個港豬，」但楠姑娘說，自己的童年很早就結束了，「家暴經歷強迫我需要成長，小的時候就已經需要去做大人。這跟現在的青年面對的其實很相似，在運動裡面絕對是被迫長大。我有一種感同身受。」「寶寶們普遍缺乏認同、缺乏愛、缺乏支持、缺乏安全感。他們說我肥，抱起來很有安全感。有的人每次見面都說要抱抱。」她説自己的「孩子」們，最小 12 歲，最長 48 歲，有些僅在網路上對話，未曾見面。「很多成年人找我，因為他們沒有人可以相信。他們說，『萬一真的不幸出事，在我還沒被打死之前，要有人去找律師救我；若我死了，需要人幫我把遺言說出來，告訴別人：香港曾經有這個人在這場運動裡面犧牲。』」楠姑娘手中握著17個人的遺書，另有50多人預先告知她遺書藏在何處。此外，許多人留下「不自殺聲明書」和銀行戶頭給她。每回上街，抗爭者都會給楠姑娘報平安；但到了最後，反而是他們要求楠姑娘報平安—他們怕她早已置身險境。青少年慢熟，我們花了一點時間讓迷彩打開話匣子，最後他主動和我們分享一個小故事：「我被捕的前兩天，在路上撞到一個朋友，他跟我說：『以後煲底（立法會示威區俗稱煲底）見』。不幸的是，後來見到他是在警車上，我們被抓到同一個拘留室。後來我們在街頭遇到，就一直笑，哈哈哈。」我其實不懂哪裡好笑，楠姑娘聽了輕輕摸摸他的頭。她說多年前曾意外懷孕，又意外流產，「如果那孩子還在，現在應該 19 歲了吧。」哀傷的神色一閃而逝，在凝結的空氣裡，他倆自行破冰，呵呵哈哈閒聊，並肩走著，男孩比女人高出一個頭了，那背影看上去就像是一對真正的母子。更多鏡週刊報導【2019年度風雲人物5】他是我兄弟 【2019年度風雲人物6】逃避既可恥又沒用【2019年度風雲人物7】香港的病因